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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崖山之后无中国”说

罗玮 · 2021-11-09 ·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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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清非中国论”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舆论支撑而臆造出来的说辞。二战后进一步衍生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提法,不仅流行于日本通俗文学领域,还在网络兴起后传入国内,被重新包装后广泛流播,目的是蒙蔽不熟悉历史的网民。

  一直以来,“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是不刊之论。然而近些年,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元朝不是中国王朝”的论调,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这种错误观点虽远谈不上是主流,但借着网络流传很广。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予以批驳,以正视听。

  一般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一语直接来源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于1997年出版的一部讲述崖山之战的历史小说《海啸》。“崖山之后无中国”作为主题语赫然置于该书首页,表面上是在营造历史悲剧情绪,实际是进行某种潜移默化的政治立场灌输。而网络上流传的蛊惑性网文也常直接引用《海啸》,经过层层煽动性铺陈,最后抛出自己的观点:“唐宋在日本。”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其实,网上一些讨论已注意到田中的思想来源于20世纪日本东洋史中右翼历史学家的“元清非中国论”(又称“满蒙非中国论”),但多语焉未详。东洋史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产生的以中国历史为核心的泛亚洲史研究,在日本历史学科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东洋史的兴起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周边国家的扩张和殖民活动关系紧密,它的诞生不是一个“纯学术”事件,而是为当时日本政治服务的。因此,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步入学界的学者不同,战前的东洋史学界与日本政治牵涉很深。其中,鼓吹“元清非中国论”者主要有三位:内藤湖南、矢野仁一和宫崎市定。

  内藤湖南(1866—1934)是“京都学派”主要奠基者,有“近代日本汉学第一人”之誉。他在中国史的宏观理论方面有两大观点:一是空间维度的“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二是时间维度的“唐宋变革论”。其中“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的政治意味最强,与“元清非中国论”渊源颇深。

  1894年,内藤湖南以《地势臆说》为题,第一次表述了“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基本观点,后又在《支那论》《新支那论》(他称中国为“支那”)中将其系统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是按照“洛阳→长安→燕京(和江南)”路线移动的。但仅仅概括这一现象并非其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引出为日本政治服务的中国“中毒”、“解毒”或“恢复年轻”理论。内藤臆称中国文化中心形成后,自身文化积淀日久,产生种种衰颓的症状,形成“中毒”;周边地区新生的、强壮的势力反作用于“中毒”的中心文化,使之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即所谓“解毒”或“恢复年轻”。

  很显然,内藤这套理论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上农耕定居的汉族与北方民族的互动现象,把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看作对中国“解毒”。在叙述技巧上,内藤可谓颇具“匠心”。他刻意将中国狭隘化为汉族政权,再把汉族与蒙古、满洲在叙述上隔离开来,把中国与辽、金、元、清等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隔离开来。这就是“元清非中国论”的渊源。在曲解中国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内藤特别强调“外来民族的侵入”是维系中国历史悠久的原因,是中国人民“非常幸福的事”。反观当时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盛,咄咄逼人,而晚清中国日益孱弱的局势,内藤的用心已十分明显了。

  相较于“以古喻今”,内藤对其学说的现实目的直言不讳。1894年,内藤在《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中即已道明,中国文明之中心,“今又将有大移动,识者实早已了解其间要领,此乃日本将接受大使命之际也”。当内藤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粤籍人士主导的维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时,他又提出,中国文化中心已转移到广东,“在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上决不晚于广东等地的日本,今天将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股新的势力,已毋庸置疑”。他进一步引申说,“日本与中国在政治上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话,文化中心移至日本”,“将日本的先进文化移动到中国,促进已经处在衰老垂死状态的、产生自身‘中毒’征兆的中国实行‘革新’”。在此逻辑下,内藤赤裸裸地鼓吹对中国的军事入侵,妄称“日本的力量介入中国促使其革新,还算是中国自发的革新,而最快的捷径是从军事上加以统一”。

  由上可知,在将中华民族内部曾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与日本等同,将洛阳、长安、北京、江南、广东等中国地域与日本类比的错误前提上,内藤湖南的“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不仅为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日本右翼的“元清非中国论”开启恶端。

  内藤的另一大发明“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从宋代进入“近世”,比西方早了四五百年,过早的成熟也就意味着过早的衰落,因此需要外界力量的“解毒”和“革新”。这同样是为侵略目的服务的。此外,内藤还提出过中国“领土过大论”和“国防不必要论”,都是赤裸裸的侵略理论。

  内藤之后,日本国际关系史学家矢野仁一(1872—1970)在1923年出版了成名作《近代支那论》,其中《支那无国境论》《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叫嚣“满、蒙、藏本来就不属于中国领土”的论调,坚称“中国不等于清朝”,直接抛出“元清非中国论”,为日本军国主义集团鸣锣。

  第三位代表性学者是“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宫崎市定(1901—1995)。同他老师内藤一样,宫崎涉猎中国历史领域甚广,并构造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但与内藤湖南不同,宫崎市定更注重考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互动如何影响中国历史。

  高喊“历史学家必须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共呼吸”的宫崎市定于1925年应征入伍,经过一段时间的军训后,转为预备役。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他被派往上海,成为侵华日军的一分子。宫崎市定也承认自己“与(日本)军队缘分匪浅,而是卷入很深的关系当中”。

  日本侵华期间,宫崎市定推出多部所谓中国史著作。如《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日出之国与日暮之处》(1943)及《支那、南洋关系史》(1944),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合法性”制造“历史依据”。此外,宫崎与众多右翼学者一起参与了日本军部支持下的多部反动历史书籍的撰写,如《支那政治史》(1941)、《异民族统治支那史》(1944)、《大东亚史概说》(未出版)等,竭尽全力为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提供“历史依据”。

  《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是宫崎第一部史学专著,是对“元清非中国论”的再一次推动,也为日本侵华作了一次有力的舆论鼓噪。该书将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紧密互动现象,置入“朴素主义”与“文明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在他的话语体系中,“朴素”是褒义的,“文明”是贬义的。如同以往日本右翼学者的话术一样,宫崎仍将汉族政权等同于“中国”,窄化“中国”的意涵,并将汉族建立的政权与游牧民族政权隔离、对立开来。该书认为,中国这个“文明主义”的社会,每逢发展到饱和点,就要趋于颓废。在具有“朴素主义”的游牧民族侵入并建立了他们的统治以后,才能使其重新振作起来。但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统治了中国以后,却又不免因“文明化”而趋于衰落。由此可见,宫崎将内藤湖南的“中国文明的中毒与解毒说”进行了更为精致的理论包装。

  在该书中,我们可以经常见到宫崎提及日本。如书中《宋人所见日本》一节,对历史的零星记载随意夸大发挥,宣称“最能理解日本人特点的莫过于宋人”;“宋人对日本的感情自然也很亲善”;“日宋之间的亲睦邦交一直继续到宋亡以后……向日本请求援兵以复兴宋室的计划,似亦并非止于风传”。由宫崎对宋朝与日本关系“捕风捉影”式的高度评价,再联想到元朝取代南宋后随即对日本发动的几次征伐,那么日本文人学者的“崖山之后无中国”也就呼之欲出了。

  宫崎还不忘从浩瀚史籍中找出一些孤立的文字,拼凑起来进行比附,如他借满人入关建立清朝之例,宣称“日本和满洲在朴素主义的训练上一脉相通之处,即在于语言虽然不通,但系以心传心,互相了解。诚所谓好汉识好汉”。真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对历史细节进行毫无根据的臆想与虚构。

  当清朝无法逃出从“素朴”走向“文明”进而灭亡的“历史周期律”,那么代替清朝的是谁呢?中国的未来又将如何?宫崎在此书最后一节《东洋史上的新局面》中,直白露骨地展现其真实意图。该节认为,日本也是具有“朴素主义”的民族,并且,日本的“朴素主义”是掌握了科学的新的朴素主义,具有“发展性”,因此日本如果对中国的统治一旦建立,就决不会再蹈契丹、满洲和蒙古等北方民族的覆辙。宫崎市定进一步提出,日本不仅应当统治中国,还要承担“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个“重任”。如此,在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与解构基础上,宫崎最终把着眼点放在论证日本对华侵略的“合理化”、“合法化”上。

  由上可见,“元清非中国论”本质上是为了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舆论支撑而臆造出来的说辞。二战后进一步衍生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提法,不仅流行于日本通俗文学领域,还在网络兴起后传入国内,被重新包装后广泛流播,目的是蒙蔽不熟悉历史的网民。对此,今人不可不慎。

  点评:对待一个大的学术思潮或流派,需要严肃关注其背后深刻的历史背景。本期发表的有关日本东洋史学的文章对此作出了一些努力,或可使我们对这一学派有更全面、更清晰的认识,而不至于“蔽于一曲”。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虽然失败,但东洋史学的谬误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在冷战背景下,它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成为西方汉学的思想资源,并衍生出“内亚性”、“新清史”等概念和学术流派。对此,我们应予以充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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