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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物质力量——《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启蒙

谭群玉 · 2022-08-06 · 来源:现代哲学杂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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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虽然有可能性,但不是坐着等待就可以实现的。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大众哲学》(《哲学讲话》)1934年面世,1936年1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发行单行本,至1948年底共发行33版[2],数十万册。跨越13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为什么它仍能经久不衰?它究竟契合了时代怎样的需求,里面究竟有怎样的精神吸引力,使得蒋介石将之视为冲垮三民主义的思想利器,中国共产党获得人心的理论秘笈?围绕这本书及其作者,其背后究竟有哪些故实?浅尝即止,显然不能满足对这些问题的强烈好奇。关于《大众哲学》作者的研究,以往学者主要从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哲学道路进行了整体性和阶段性研究,或是对《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关系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以思想启蒙与社会改造为主线,关注与主题直接相关的一些论题。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启蒙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增强的关系,艾思奇的哲学涵养和理论特质对《大众哲学》写作的影响、哲学流派论争及大众化时代潮流与艾思奇的倾向选择、《大众哲学》的内在理路及其对社会改造和发展方向的关切、《大众哲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主体的多重影响等。

  一、理论启蒙的社会改造力量与艾思奇的理论功底及其对大众化时潮的顺应

  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是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结合。马克思解释世界的理论,要变成指导群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离不开理论家宣传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并使其为群众所接受。所以,理论如何传播、能否被受众接受、接受程度如何,就成为影响改造世界物质力量大小的一个至关重要问题。

  (一)理论启蒙的社会改造力量

  关于理论与群众改造世界实践运动的内在关联和理论指导行动的作用,不同经典作家的表达虽有不同,但在这一点上的价值取向则是一致的。马克思特别强调群众掌握理论之重要,他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列宁则特别强调革命理论与革命行动的关联,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毛泽东强调的是革命理论、历史知识与革命运动结合对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5]。邓小平则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结合一旦达到高度的统一集中,就会产生不可战胜的力量效果。他说,“这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的时候,党就密切联系了群众,表现了高度的统一集中,就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6]习近平则用历史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及其与改造世界结合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7]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启蒙成效显著的杰出代表。

  (二)艾思奇的哲学涵养及其学以致用的理论特色

  提到《大众哲学》及其浅显易懂的说理方式,有人便联想到是否作者的哲学涵养流于表浅所致。有人从这先入为主的定见出发,去发掘《大众哲学》的破绽与不足,导致该书确曾遭到诸多指责和诟病。其实哲学大众化工作对哲学功底要求更高,所谓“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即系此理。[8]若对哲学基本理论无深湛研究和透彻理解,很难进行有效宣传,“真正把哲学交给人民大众”。[9]故如不带成见地考察艾思奇完成此作时所达到的哲学涵养水平,或能更具学理地评估《大众哲学》的实际价值。

  学贯中西、经世致用的家学传统。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出生于云南腾冲。其父亲李曰垓被称为“滇南一支笔”,早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高等学堂,后被保送至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第一期,攻读公共科(即政治科),习日文和英文,并钻研中国古代哲学,尤致力于先秦史研究。曾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活动,由黄兴推荐加入同盟会。护国运动时担任发起人蔡锷之重要助手,任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参与起草过讨伐袁世凯称帝的著名檄文。艾思奇兄长李生庄为中共党员,曾在东南大学学习西洋哲学,曾让艾思奇参加进步群众组织——“新滇社”。中西哲学会通,以及研究学问系为济世安邦的家学传统,营造了艾思奇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主张解释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学说的始基。

  语言能力与哲学经典原著研读。艾思奇语言能力突出,中文水平自不待言,中学时即以学习勤奋、文笔出众闻名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其外语水平也高出时人。小学高年级时在香港教会学校就读,受到良好的英语训练。他多次留学日本,不光熟悉日语,还为准确掌握《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等哲学经典而学习了德文。艾思奇语言天赋过人,善用学习方法,日语达初级水平后,即开始看日文版黑格尔著作,把黑格尔的《逻辑学》几乎翻烂。学习德文后,他又将日德文的《反杜林论》对照着读,力求取其精义。从日本归国时,他设法秘密带回许多日德英文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除自己研究外,还组织可靠的朋友阅读讨论。在学习语言、哲学的同时,艾思奇对哲学精义予以深度掌握,20岁时已能用日德文直接阅读马恩原著。

  文理兼修与中西马哲学思想研究。以哲学家著称的艾思奇,大学报考的却是工科专业,理工科的知识背景使他一直关注自然科学的新动向和发展趋势,不断研究自然科学提出的系列哲学问题,始终关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内在联系并致力于二者研究之结合。[10]1930年再度赴日留学时,受其父亲此时工业救国主张影响,艾思奇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冶金专业。但其哲学兴趣则促使他持之以恒地广泛阅读和深入研究系列哲学著作。早在小学高年级时,艾思奇热衷中国古代哲学的父亲,即给他讲解先秦哲学典籍。初中时艾思奇开始接触并初步接受马列主义,曾在昆明市学联做题为“什么是唯物主义”的公开演讲。留学日本时,为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思想来源,艾思奇锲而不舍地研究了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培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著作,23岁写成《抽象作用和辩证法》长文并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同年写成需要相当宏观驾驭能力的《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对当时中西马交汇冲突的哲学流派逐一点评,并指明其发展方向,其哲学学识之深厚于此可见一斑。

  改造社会的革命意识养成。艾思奇小学时听父亲讲过中国历代爱国志士之壮举,萌发了对革命的兴趣和向往。中学时担任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刊《滇潮》编委,为学生运动骨干。他参加了该校图书馆馆员、共产党员李柱国创建领导的秘密组织“青年读书努力会”,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史观,政治头脑敏锐。1925年五卅惨案后,积极参加昆明学生抗议活动,发表声援文章,举办工人夜校约两年时间,白天到省一中听课,晚上到夜校向工人宣传进步思想。1927年,17岁的艾思奇到东南大学宿舍寻找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大哥李生庄时,不幸被捕,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判处死刑。后来父亲李曰垓和民主志士李根源出面交涉,方才将他保释。这无疑加强了他同情社会主义革命的砝码。随后艾思奇东渡日本,参加了东京中共支部组织的“共产主义学习小组”。1928年“济南惨案”后回国,不久再到日本求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于义愤再度回国,在上海泉漳中学担任理化教员,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活动,并在《中华日报》发表哲学论文。

  写作《大众哲学》之机缘职责。1934年,经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安排,24岁的艾思奇到《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读书回答》从《申报》中分出后,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并担任编辑。艾思奇在《读书生活》上连载“哲学讲话”(1934.11-1935.10),成为践行哲学大众化的开端。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指导社会改造之理想信念也在此过程中更加坚定,其《大众哲学》完成之际,也是他跟随中国共产党实现改造社会任务意向形成之时。1935年10月,25岁的艾思奇由周扬、周立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1月初,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成立,后改名读书出版社,艾思奇、柳湜、郑易里等主持编辑,黄洛峰为总经理,所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该书将艾思奇在《读书生活》上连载的24篇哲学文章结集,以《哲学讲话》为名,1936年1月出版单行本,同年6月出第4版时,改名为《大众哲学》。

  (三)20世纪三十年代“大众化”成为进步思想文化界之追逐时潮

  而当时之所以出现大众化运动,主要缘于国难当头挽救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势要求,目的是要与广大群众结合,“以树立上下一心,共赴国难的基础”。这既需要国民党当局“明是非,树正义,爱惜犹存的民族元气,维系仅有的未失人心”[11],也需要唤醒大众起来挽救中国,因为“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层是中国出卖劳力的大众,只有他们是前锋,也只有站在这观点的文学才是挽救中国的文学。”[12]

  此外,大众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抵制国民党政府“文化剿匪”的需要。国民党御用文人把“大众化”看作“灌输共产的宣传”,把左翼作家与“共匪”并提,说“普罗文艺的作家……以他特别的方式,灌输共产的宣传,而美其名曰‘大众化’”[13]。而国民党持续“剿匪”五六年,才从最初只靠军事力量,到意识到“政治剿匪的必要”,再到发现“文化剿匪的重要”,进而号召“赶紧齐步趋而当此项重要的任务‘文化剿匪’罢”[14],反证了中国共产党和左联发动并强化大众化运动的先见性和必要性。其中,鲁迅和瞿秋白起到了重要倡导作用,苏维埃区域文学运动也有深刻影响。[15]鲁迅十分看重将思想内容传递给社会之启蒙意义,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写作动因,认为思想内容如不能传给社会,就“失了意义”。[16]

  通俗表达当时并非学问浅薄的表现,而是理论理解力和文字表达力强的标志,为文人所追逐。鲁迅作品曾被瞿秋白称作“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17],其深刻性自不待言。但鲁迅却竭力提倡创作大家能懂爱看的浅显易懂作品,且认为这考验理论和文字能力。在《文艺的大众化》中,他对此有深入阐发:“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正因通俗作品写作不易,故即刻实现大众化不太现实,但在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还是应有种种难易不同的作品,以适应各种程度读者之需。但他更想提倡的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懂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18]为此他主张文字改革,并系统表达采用大众语的意见[19],且与陈望道创办《太白》半月刊,取名“太白”即有“比白话还要白”之意。[20]

  此时大众化运动的中心论题是:为打破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分子狭小天地,作家和艺术家应运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艺术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战救国之道理,鼓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大众化运动提出了“大众语”和“通俗化”问题。前者要求作家运用群众日常口头语言,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知识分子惯用的欧化“白话”形式。后者要求作者运用民歌、小调、鼔词、评书乃至地方戏等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以创作有革命内容的新作品。当时,围绕“大众化”问题,文学刊物、报纸副刊乃至某些小报曾发表不少辩论文章。[21]

  可见,《大众哲学》的写作、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结合意识的养成,并非说明艾思奇哲学学养的表浅,而是他弄通马克思学说理论特质后的自觉取向,也是顺应时势潮流之表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启蒙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如何能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助力中国走向改造世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这与该书内在理路设计之精巧,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改造世界相关联的取向不无联系。

  二、哲学流派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世界观启蒙

  《大众哲学》的内容,主要由哲学观(即如何看待哲学)、世界观(即如何看待世界)、认识论和方法论几方面构成。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世界观的介绍,主要是通过与各种哲学流派的辨析而展开的。

  (一)哲学观启蒙:拨开哲学多“形相”迷雾以彰显解决人类问题的正确哲学

  关于哲学观,即如何看待哲学,《大众哲学》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哲学并不神秘,二是哲学之真面目。前者主要通过观念论和“最进步”“最正确”哲学的区分加以说明,从而激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大众哲学》指出,清除哲学迷雾,应研究最进步最正确的哲学系统,它能帮助人们更敏捷、更正确地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它与事实和真理更相一致,主要解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后者主要通过回答哲学本体论问题,即世界本身是物质还是精神的问题,说明要努力获取正确哲学。

  人们感觉哲学神秘有其原因,知道该原因而加以冲破,其神秘便不会长久,打破压迫民族的神秘观点也有办法。人们之所以觉得哲学神秘,《大众哲学》认为主要是不了解对立统一规律,也与观念论者制造的混乱有关。人们只看见哲学和日常感想的对立差异,看不见二者的统一共通。加之普通人很少甚或全然无机会研究哲学,看见庞大的哲学系统,便会感到内容神秘。哲学虽在日常生活基础上发生起来,但并非一切哲学都切实真确,如观念论即是神秘的。此外,生活地位不同,日常生活感想也会有很大差异;哲学家地位不同,也致哲学有很大分歧。有的哲学教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真理,有的哲学却把人们引入神秘的宗教迷雾,哲学上唯物论观念论之分别由此呈现。观念论哲学家为自身地位及传统思想所限,会在无意中走向神秘而制造混乱,如将一般人明见的物质说成由精神构成之类。观念论者制造哲学神秘的主因,是站在压迫者地位以神秘思想蒙蔽麻醉被压迫者。如中华民族是被压迫者,日本压迫者为己利益,常鼓吹“王道”及东方精神文明等神秘观点蒙蔽华人,即属此类。故打破此类神秘,是华人责任,也关涉中国人利益。如此,才能将大众引导到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改变被殖民境遇的革命实践中去。至于打破神秘之法,《大众哲学》提出几点:一要从日常生活做起。先找出产生问题的真因,进而努力清除日常生活实践中之神秘要素,同时研究最进步最正确的哲学系统。因它是全人类历史最优良成果,可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问题。二是不把所研究的哲学看作凝固的、死的规范,而随时随地应用到生活实践中并与之印证,进而在生活中有新的发现,促进已知哲学系统进一步发展进步,以能在哲学中更深刻地认识到最切实、最不神秘的事物本身之真理。[22]

  关于哲学的真面目,即哲学本身究竟为何的问题。艾思奇指出,由于哲学有多种多样“形相”,即哲学有享乐主义、厌世主义、现实主义等流派,所以人们难以辨别到底什么是哲学。由于对事物的认识由各人的思想根底决定,所以哲学的真面目是人们的根本思想,或说是人们对于世界一切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它最能普遍应用于一般事物。[23]

  哲学不能被科学取代,但要努力获取正确哲学,即能指导人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之哲学。《大众哲学》指出,现代社会之科学极其发达,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分类。世间一切现象似都可用科学来认识,于是有人主张消灭哲学以科学代之,这是一种错误。因科学研究系分门别类展开,故每种科学认识各有范围,即科学任务是认识各有限范围内之事物法则。而哲学则是研究最普遍、最一般之法则,其任务是研究包含一切范围之普遍认识。由于环境、地位不同,哲学看法会有不同。若要用正确哲学指导行动,不能完全顺从因环境地位自然发生之思想,而要有目的有意识地懂得正确哲学。由于哲学之主要任务是要能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事实之问题,故只有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者,才足以证明其为事实上的真理和正确哲学。正确哲学更能与事实真理相一致,由此能获得稳固认识,找到正确方法,认识周围一切,才有正确行为,才能解决当前困难。故哲学不能只是说得好听,还要能指导做事并取得成功,它的“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24]!

  《大众哲学》认为,正确哲学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其本体论认为世界本身是物质的,二是其认识论说明人们怎样认识世界一切事物之道理,三是其方法论讲清世间一切及人类思想运动变化的最普遍、最根本的法则。[25]

  (二)世界观启蒙:以哲学的物质力量与个人及国家不如意之事抗争

  关于世界观,即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艾思奇主要从本体论维度加以阐述。他指出世界观看似多种多样,但从根本上看,实有两大类,即观念论和唯物论世界观。

  关于何以要辨别及如何辨别世界观问题,艾思奇认为,因世界观形式多样,只有辨析清楚何种内容更真实,才能知晓何种世界观更正确。对此,他主要从厌世主义、现实主义、宿命论和享乐主义对广受关注的“生活难”的不同看法及其带来的自杀、斗争、忍受和及时行乐等不同行为和结果,说明对世界“见解不同,结果也就有异”,以及行为是世界观、根本态度和方法的表现的道理,由此指明辨别不同世界观并树立正确世界观之必要。艾思奇认为正确世界观内容更真实,而辨别何者为正确世界观则需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部哲学史记载之世界观不下千种,其表现出的丰富形象不一定即其根本性质,看见“现象”后若要进而认清本质,需知道更深刻之内容。[26]

  世上事物虽多,但根本上可分作主客观事物两大类;根据对主客观关系认识,又可分为观念论和唯物论两种世界观,且形成两大哲学阵营。其属于人类自己者叫主观事物,属于外界者叫客观事物。主客观事物虽被分开,但其间常会发生关联,相互影响。哲学之根本问题即是处理无形的主观思想与有形的客观事物之间如何发生关联的问题。如此,世界观之根本性质,也只要看其如何解决主客观关系即可。观念论或是“过分夸大了主观,以至于否定了客观事物”,或是把世界当作受神意支配者,把客观世界当作主观东西看待,或是把世界看作神秘莫测的精灵之气变成,如享乐主义、宿命论那样,此类世界观都属观念论。唯物论则认为:物本身即存在,它不是由物触及感官引起人的感觉,也非神意表现,其变化有一定方式,即科学家称为“法则”者。一事物变化有一种法则,人不能随心所欲更动法则,只能顺应利用该法则去推动事物,“才能达到目的”。故“承认客观事物的独立存在和独立法则,又承认主观是由客观中派生出来”这类世界观,就叫做唯物论世界观。唯物论认为,“哲学只有两个阵营”,即观念论和唯物论,它们“是一切哲学上的两大类”,“是哲学史上互相斗争的两大阵营”。无论哪种哲学,不管挂什么招牌,总可归入其中一类,总会倾向两类中之一类。[27]

  观念论分为主观观念论和客观观念论两种,观念论是走向宗教的坚强桥梁。二元论和观念论形式不同,结论相近。《大众哲学》指出,事物如招牌般本身兼有两面,如每人只见其中一面,就会发生无谓争执。二元论只是把观念论和唯物论调和起来,弄得唯物论观念论参半,并非纯粹新的第三种花样。[28]主观观念论即把世界和招牌当作一团感觉的观念论。它完全否认客观物存在,以为世上一切只是主观东西。其拥护者很多:二千年前希腊诡辩哲学家、18世纪英国大哲学家贝克莱和休谟对它多有赞词,20世纪后以德国为首之经验批判论者把它传播到整个欧洲而达到极盛。主观观念论谬误颇多,它如要使感觉主张贯彻到底,会陷入独在论;如要避免彻底独在论,又不得不祈求神灵,从而如宿命论般最终走向宗教。这是一切观念论者直接间接与宗教结缘的原因。观念论的根本性质在于夸大主观东西,即一切精神层面的东西,结果以为只有精神,没有物质,或至少主张物质完全受精神支配。而宗教世界的最高支配者是神或神的心意,即精神支配物质。宗教之独有特点如世界观用迷信和神话表现、有特定仪式以坚强人的信心等,并不为哲学观念论所有,但观念论的根本思想却与宗教一致,即用冠冕堂皇道理和巧妙言论使人信服。故观念论虽非宗教,却是走向宗教之一坚硬桥梁。[29]而二元论虽有其花样,但根基不稳,最终会走到观念论。18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即为最大之二元论者。他一面承认事物客观独立存在,并承认其为物质,但另一面又说不能认识该物质之本来面目。认为人能看见之世界只有感觉,只是一“现象世界”,而他称为“物自体”物质的本来面目,则与现象世界完全不同。[30]这种二元论根基不稳,就像一个人要骑两匹马奔跑而不能解决其冲突危机一样。其学生费希特看清此点,索性把物自体取消,否认物质存在,于是二元论最终骑到观念论之马上去了。[31]即使不责难物自体,康德要解决的难题仍导致其走到观念论去。如认为世界本身即是物自体世界,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却看不见物自体,无法解释他们何以能在其中好好生活而不陷入危险,康德将之归为幸运,又会丢了唯物论之马,而冲到支配世界命运之神的宗教殿堂里去。这是二元论易于摇身变成观念论之必然命运。[32]

  唯物论有真有假,真唯物论又有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之分;机械唯物论因其局限性而为客观唯心论所代替。《大众哲学》认为,唯物论的第一特点即承认客观存在,其根本思想是相信世界是外界的真实存在。真唯物论不仅承认客观物质的独立存在,且认为物质自身会运动,宇宙间千变万化的一切现象都是物质自身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假唯物论在对“客观物究竟为何”的回答中,会出现破绽而变成观念论。如它虽承认客观物质存在,但把此物看作僵固的、不会自己运动的,要借助心灵和精神来推动,因而视主观高于客观而走向观念论。或是将精神物看作神,或相信神支配安排一切包括物质,而走向宿命论。[33]据对物质运动的不同回答,真唯物论又有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之分。机械唯物论只承认数量位置变动而不承认性质变化。这种唯物论在社会政治激烈变动之18世纪法国,曾是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思想代表[34],而与旧的封建势力有过交锋,完成了哲学革命任务,但因无法解释人类思想感情类复杂问题而被客观唯心论取而代之。客观观念论以19世纪德国哲学家为代表,黑格尔是其中“最后而又最伟大之一个”。客观观念论完全去掉客观世界之物质,认为客观物根本就只有精神,一切运动变化,只是精神变化,物质不过是精神运动之一种表现而非独立物。[35]它与主观观念论的不同点在于,后者把世界看作与人类主观相联系之内容,客观观念论则承认世界之客观存在可与人的主观分开,但认为客观存在本身之性质和人的主观相同,即世界本身只是一种思想运动。[36]客观观念论使客观物和主观物同一化,它因很易解释人类头脑何以会发生思想而战胜了机械唯物论。[37]

  《大众哲学》指出,要以辩证唯物论的物质力量与个人及国家之不如意事抗争。由于国内战争和外敌入侵及国际战争爆发之危机,时人常因诸种不如意而感到思想苦闷。为此《大众哲学》以物质之特点分析了人们的“不如意”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减少周围事物妨害之办法。该书认为物质世界特点如下:物质世界独立存在,不受人的心意支配;物质能自己运动,甚或违反人的心意变化,妨害人们生活。要减少其妨害,单是希望无效,只有设法用物质力量与之抗争,才能抗御寒风,保全生命。对于国际战争形势日益紧张,“祈祷和平”无效,应走另外之路。“一•二八”抗战中民众有效的血肉抵抗可为借鉴。由于物质对人常表现反抗、妨害之力,人之生活因而不得不是一种挣扎、斗争之生活。由于物质运动有一定法则,只要在实践中认识并学会利用物质运动法则,即能作有效之斗争和挣扎,使不如意转变为如意。“牛角尖旅行记”一节区分了哲学和科学上之“物质”差异,认为懂得辩证法者会知道:物质是永远会运动变化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真实独立存在运动变化之物,为哲学之物质。而物理学上之物质,只是物质运动的状态之一或一阶段。故物理学上物质形态和性质的改变,并非代表整个物质世界的消灭。[38]

  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启蒙与社会改造最进步之实践立场

  关于认识论,即怎样看待世界的问题,艾思奇用一系列比喻来说明其中道理。如用照相原理说明世界可知;用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区分,阐明感性和理性之矛盾;用“抬杠”的意义说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矛盾及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以胡桃为例,说明实践与哲学之党派性问题。

  (一)世界可以逐步认识且分为感性和理性不同认识层次

  唯物论主张“可知论”,认为人能认识外物,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能达成统一,但认识不是一次性成功,而是一步步完善。艾思奇用照相作比喻,阐明唯物论认识论之第一大前提即主张物质是精神之基础,无物质基础则决无精神和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根本的东西,意识和精神只是附属的、派生的东西。如照相时无外物即不会有影像,外物不同影像也就不同。影像形态固然带着底片本身特有性质而与外物稍有不同,但就其根本内容来说则反映了外物的影子并以外物为依据。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统一及其逐步完成也可用照相说明。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结合叫做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人的一切认识都在主客观统一中实现之,并不只是主观幻觉,也有些客观物质的真实面影。这是唯物论认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主观形式里,可认识到客观物质之真实面影。但也因有主观形式限制,故人们最初只能认识事物之点滴部分,不能一眼看穿事物全部。[39]

  唯物论之认识论是反映论,但认识反映和相机反映不完全相同。[40]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之反映,是事物本身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而照相机只能照外表样子拍出,相当于人类认识之感觉阶段。但人类认识除感觉外,还有想象和理解等作用,它能利用过去感觉所得,自己构想成各种东西,而不一定要其真正存在。此非照相比喻所能说明。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具有不同层次的认识能力。感性认识有局限性,它只能摄取一些表面形象。人类除感性认识外,还有更高明的认识能力,它帮助人类不但能认识事物表面现象,还能认识更深刻的根本特性。“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分别”一节阐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矛盾,指出如单靠感性认识,只能看见二人有胡子之类特征,但若有点学识,会进而了解前者是滑稽大王,后者则是独裁统治者。以滑稽大王为观察点,会发现滑稽大王不只卓别麟一人,还有罗克等人,故滑稽大王不只代表卓别麟的特性。如不只是依靠感性认识,人们终会了解,这几人表面虽有诸多不同,但实为同类人,即滑稽大王。即在感性认识中,人们只看见各人差别,此时却看见了各人之同一。感性认识使人感觉到各人的互相分离,但还有一种认识却看见各人彼此间的统一和关联,这是感觉器官不能直接看到的,但人可用理解力去了解它。这种用理解力去了解的认识,叫做“理性的认识”。[41]

  (二)认识通过从感性到理性再到实践的螺旋式循环而不断进步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只有新唯物论的反映论能解决。《大众哲学》以照相和抬杠为喻,论及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区分和矛盾。感性认识如照相一样,是从周围摄取各种影像;理性认识更进一步,会把感性认识不能见到的普遍性抽出,这即抽象。感性认作同一者,理性偏看出差别;感性觉得有差别者,理性偏看出同一,这使认识自相矛盾。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一,就像两人抬杠一样,到底谁对谁错?谁更靠谱?为解此纠纷,自古希腊以来许多哲学家写了不少著作,然终因只偏袒一方无法解决。经验派哲学偏袒感性认识,理性论者偏袒理性认识,而两种认识在人类生活中实际上同时存在,丢了任一方都违背事实。新唯物论反映论之所以能解决二者的矛盾,是因其不怕矛盾。其解决办法是不偏袒任一方,既承认感性、理性在人类认识中都有其地位,也承认这两种认识能力不同而相互矛盾。它不像形而上学那样害怕矛盾,而是指出这些矛盾非有不可。它告诉人们,“理不辩不明”,抬杠并非坏事,通过抬杠,认识可以更深刻、更完全,区分可以更清楚,认识会愈进步。单靠感性认识,人只知表面东西,有了理性认识,还能认清事物之根本性质而使认识更加深刻。[42]

  理性认识虽重要,但也不能对它过于依赖。《大众哲学》指出,切不可以为有了理性认识就万事大吉,还要记住感性认识之重要。理性认识使感性认识屈服后,进而要把零碎感觉印象包括到整个性质之中。若只注意抽象理论,忘记还有许多值得顾虑之具体事件,会弄出大错。单靠理性害处有二:一是只会收获一些空洞形式。因当人们认识一事物时,常是先从感觉上得到些直观,然后才有理性了解,从中获得一些更深刻、更完全的抽象东西。若反其道而行之,只能得到空洞形式。二是理论、法则会成为无用空论。因抽象东西都是由具体东西抽引而出,科学上一切法则原理,都是从许多具体事物中研究得来,故具体事物是抽象法则之基础,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之基础。讲理论法则时,如忘却具体事物,即成为无用空论。[43]

  兼有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未必就能十足认识到事物之客观真理,而可能只是主观真理。《大众哲学》指出,总要能认识外界事物本身真理即客观真理,才算十足达到认识目的。人脑虽能自己制作幻想,那只能成为主观真理,因主观思想常与外物相反,主观真理常与客观事实背道而驰。故单靠感性和理性能力,不可能充分认识事物之真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人之主观能力,有其能动性,但它不会自我矫正错误,只能靠外界事物证明,只有使人的主观接触世界,即通过“实践”来实现。实践就是改变世界和环境之活动,只有在此类活动中,才能和世上一切事物密切接触,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否真实才能得到证明和矫正。如说到帝国主义,人们可想象它富于侵略性,有强大的资本和武力,半殖民地落后中国很难抵御其压力。该想象在未有实践证明时,会觉得是千真万确之真理。但“一•二八”抗战证明此种想象太怯懦,证明只要民众真正起来一致抵抗,也决非没有冲破帝国主义侵略铁锁之可能。在认识过程中,初为理性抬感性之杠,此时乃实践来抬理性之杠,理性认识虽比感性认识深刻,然其为高耸空中之楼阁,很易离开事实,成为主观空想。此时再让实践抬一次杠,使它和客观世界相接触,可使主观思想与客观事物更一致,这叫主客观之统一。[44]

  认识经过从感性到理性,又从理性到实践的一连串“抬杠”过程,可使认识呈螺旋式进步。抬杠一次,认识会更正确、更深刻。同时认识也并非经一次实践证明后即能完全可靠。在实践中,一面矫正主观错误,一面又得到新的感性认识,于是又有新认识过程发生。从感性到理性,由理性到实践,又经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此种过程无穷连续循环,人们的认识愈更丰富。故此种循环乃螺旋式循环,它永在发展进步,而决不会停滞于原来圈子里。[45]

  (三)哲学党派性意义在于代表最进步之实践立场

  改变事物之实践最为重要,不同人有不同实践,哲学党派性意义在于要代表最进步的实践立场。“由胡桃说起”说明了实践与哲学党派性问题。人们常把实践称作“变革的实践”或“批判的实践”,是因只有在实践中方可得到最高真理。说实践重要,不是说可不要理论。理论虽有主观色彩,但若无它,人们就不知怎样去实践。把实践看得高于理论,是因真理最后得由实践验证。在实践中,人们一面依据主观理论去改变客观事物,另一面则在主客观斗争中矫正主观错误,使其和客观事物相一致。如此,实践是主客观之“对立的统一”,只有它能使理论更接近客观真理,缘此人们把实践看得比理论更重要、更高级。实践多种多样,只有变革之实践,能使人认识真理,只有在变革实践中得来之理论,才能真正把握事物本身。人类在实践中为取得生活资料,须改变并因而认识周围事物,积蓄相关知识。人的社会生活范围决定其实践有一定范围,实践范围不同,知识亦会不同,生活于不同环境者对同一件事物会有不同意见。谁之意见正确,要看谁对此事物能作变革性实践,否则决不会充分明了此事物之真性质。一切学问,如哲学、社会科学等道理也相同。一种学问必有诸多派别,只有在变革实践中得来之理论,才能真正把握事物本身。《大众哲学》将时人分成希望保持社会现状者和努力变革社会者两大类。认为前者不能变革社会,因其哲学与实践相脱离,只是些空洞说明和现状辩护而未顾及真理。后者的哲学来自实践,能帮助实践和改变世界,是客观世界之本身真理,只有真理能改变世界。哲学非书斋之物,只有站在改变世界立场上,在实践中磨练出之哲学,才是真哲学。最进步之哲学,一定代表着最进步之实践立场,能得到进步之真理。此为哲学要有党派性之意。[46]

  只有站在前进立场才能认识客观真理,才能使今日真理发展到更高级真理。“我们所能认识的真理”一节主要阐明了真理论,即何谓真理,什么人能认识把握客观真理,人能认识怎样的真理。《大众哲学》认为,凡是真理都得有客观性。只有能反映出客观事物之真理的见解才是真理,真理须与客观事物一致,不能由主观随意捏造。只有站在前进立场者,才能认识客观真理。“压迫者不能认识客观真理”,由于彼时中国是被压迫国家,日本是压迫者,故此时日本不能认识真理。而要把握真理,就得站在前进之实践立场上,站在打破现状之被压迫者立场上,人们所认识到的一切才能与客观世界一致,才不会是主观捏造之见解。人的认识事实上在不断进步,将来还要无限进步,故人们决不能完全把握到绝对真理。真理具有绝对性,是指真理以客观事物为标准,合乎客观事物的真理不容随便否认。但这种真理并非完全之绝对真理,只是绝对真理一部分。之后随着认识增加,可知道更多、更完全、更进步、更深刻的真理,使今日真理发展到更高阶段,更接近绝对真理。因人所把握到的真理不完全,故在形式上是相对的。但真理明天之进步,并非完全将今日之真理推翻。故说真理内容始终是绝对的,其形式是相对的,真理随人的认识无限进步而不断得到发展。[47]

  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启蒙与现实社会认识及理想社会实现

  《大众哲学》方法论部分用人们熟悉的日常用语和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阐释了实现认识进步的方法和应遵循的准则,以及掌握认识法则对打破侵略者入侵带来的恶劣现实环境及建立新社会的重要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有机结合。

  (一)认识通过实践并遵循三个准则而得以不断进步

  世界并非不可认识,只是认识世界要遵循一定法则。有人用“天晓得”告诉人们,许多事情只有天才晓得,人则无法“晓得”。这涉及认识论上很重要的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康德之“不可知论”可算是对人的有限认识能力的最巧妙和高深的阐发。《大众哲学》认为“天晓得”的论断和事实不符,因人知晓的东西实在是一天天进步的。认识能力并非固定不变,认识是一种历史过程、发展过程,实践能使人类认识不断进步。对于一件事物,人能通过实践打破其现状、改变它而对它晓得更多,认识能力能跟随实践而前进。故人们只有目前还不知晓者,却不能说所晓得者永远只有这些。所以应研究认识能力怎样进步、运动和发展。[48]由于理论和历史既有一致也有差别,故而人们不单要了解认识会运动,并且要知道它依什么法则运动。既然思想或认识是外界事物之反映,思想运动也即是外界事物运动之反映。那么,思想之运动法则同时就是反映外界事物之运动法则,逻辑上之法则即和世上一切事物之运动法则一致。人们由逻辑法则研究,不仅知道思想如此运动,而且还知道世上一切物质也如此运动,因此人之逻辑学同时又可算其世界观。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世界观的关系,《大众哲学》引用“最有名的新哲学家”即列宁的观点,即动的逻辑、认识论和世界观是同样东西,它们可应用于一门科学即新哲学里,因而提到它们时用不着三个词。[49]

  认识主要依据三个准则或基本定律不断进步,即矛盾的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律,它们也决定了不合理社会迟早要并且可以变成更合理社会。

  矛盾对立统一律是动的逻辑第一条根本法则,它决定了不合理社会迟早要变成更合理社会。许多人常只承认机械移动,只承认人类历史是循环运动,就像有个魔术师变戏法一样,认为事情本身根本没变动,历史本身也根本没进步。《大众哲学》则指出,事物变动实为事物本身性质变动。水结冰,是因冰本身由水变成。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是因资本主义社会系由封建社会本身发展变革而成。故事物变动的推动力只能在事物本身里去找,变动之根本动力在事物内部而非外来力量。由于事物内部包含着与其自身相反之要素,即矛盾,故矛盾即是事物运动之原动力,它使一切事物内部自己发生冲突,使其本身不能固定,使任何事物都有变动可能性。因有人希望打破现状,故社会常常会变革。既然任何事物都会被否定、被消灭,而转变成与自己相反者,那么不合理社会变成更合理社会也是迟早的事。[50]以上论述,凸显了艾思奇的理论启蒙之改造世界的目的。

  质量互变律是动的逻辑第二条根本法则,它说明不合理社会可变成更合理社会。《大众哲学》以西湖边的雷峰塔倒塌为例,阐明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各事物之质虽不同,但并非完全不能相通。事物之质会发生变化,不合理社会的改变也可如此。同时,一质变成另一质,并非无规则变化,中间必经过量变过程。[51]世上一切变化都是质变和量变交织而成。量变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故量变能直接转成质变。经过质变后,旧质会变成新质,量变在新质上继续进行,致其变化的原因是其内部质和量的矛盾发生变化。

  否定之否定律是动的逻辑第三条根本法则,它说明世上一切事物,都依“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或正、反、合)发展,否定之否定并非循环,而是进到更高级阶段。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时,该事物经过两次否定,就把其矛盾双方都解决了。于是达到新的更高基础,再开始新的正反合之发展和变化。每个正反合,就成为事物发展之每个结节。《大众哲学》用生活中常听到某东西“没有了”的回答,来阐明这一道理,指出“没有了”不等于绝对消灭,实为被消灭物转移成别种东西。哲学上的否定并非完全消灭之意,它表示另一事物发生,且同时能把旧事物保存下去。否定中之保存,决非复古守旧,而是把旧之主要性质克服后之保存,即为“扬弃”。[52]

  (二)认识既要符合事实又要向更高更远方向发展

  认识只有符合事实才能反映世界。“思想的秘密”指出,思想是人们认识世界之工具,思想反映世界离不开概念范畴。思想反映世界,不单要反映事物表面不同,且要反映其内在种种,此为概念之功用。思想用概念中包括最广之范畴来反映世界一切,此即为思想之秘密。只有把握事物内在关系,才能深刻认识世界。但应用概念范畴时,要和它所反映的实际内容即世上真实情形联系起来,否则该概念范畴会成为无内容之空壳形式,即抽象概念。康德说世界上一切现象和人的思想范畴完全是两样东西,张东荪坚持思想律不能和事实律相同[53],如此人们便无法认识并正确反映世界。为此,须使人所用概念范畴能包含事实的完整内容并弄明白其事实的各个方面,此种概念才非空洞抽象而是具体概念。只有用具体概念去思想,去符合事实,才能反映世界。此外,不但要顾及概念反映的事物各方面,还要观察其内部矛盾及其引起之变化运动。如提到中国本位,若不只是咬文嚼字,而是具体研究中国之真正需要,看清中国前途和世界帝国主义生死之关系有多密切,就知真以中国前进民众为本位之一切建设能够成功,即足以制世界帝国主义于死灭,也使世界前进民众走上成功之路。[54]

  认识应采用看问题更深更远的辩证方法。“青年就是青年”讨论了形式逻辑学与辩证法孰优孰劣问题。辩证法把一切东西看作永远会运动变化,时刻会关联渗透。辩证法的矛盾统一律认为,一切事物、现象及人类思想,都是矛盾统一体,内部都包括着矛盾。但形式逻辑学反对矛盾统一律,其坚持的形而上学思想认为,世上一切东西各自独立,相互间无关系;一切东西固定不变,是就永远是,不是就永远不是,决不会是的同时又包含不是。如严格按形式逻辑学之同一律、矛盾论和排中律三条定律,“这个青年是一个店员”就只能说成“青年是青年”。《大众哲学》认为,形式逻辑学是在社会缺少进步、运动迟缓的状态(如封建社会)下产生存在,并在社会虽激烈变动,但支配者希望该社会永久存在的背景(如资本主义社会)下发展,故而倾向用形式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帮助造作万世不变的幻想。同时,形式逻辑学也能抓着一部分的真理,如“青年就是青年”的表达不能说有错,但要表现丰富的事实则无论如何不够。[55]

  对待恶劣环境采机械唯物论之完全屈从或观念论之完全不顾态度均不可取,这会导致取消自己抵抗力量之败北主义。“两种态度”一节对此有所讨论,并分析了导致错误的原因。机械唯物论错把矛盾统一律曲解为均衡论,只承认量变,否认质变,把高级事物还原作低级事物。观念论则只见矛盾,不见统一;只见质变,不见量变;把否定之否定律看作死的公式。反对机械论和观念论之斗争,被称为两条线上之斗争。《大众哲学》认为以上两种态度之错误相通:第一,二者都是败北主义,都取消了自己的抵抗力量。第一种态度明显屈服于环境;第二种态度注重理想,似乎并不屈服,但因不研究环境、不能抓着环境之有利条件而使自己孤立无援,也等于自我解除了奋斗的武装。第二,第一种态度表面虽是唯物论,但骨子里却会变成观念论。因其过分夸大环境力量,好像环境里有个不能违抗的支配者似的,这就接近了有神论,而有神论与观念论乃是一家。故对付环境既不能依客观主义的机械唯物论,也不能照主观主义的观念论,而应当既有理想也顾事实,研究和利用环境中的种种条件,通过自己的奋斗而达到目的。既看重环境,也能借助对环境之认识、思想和理论指导去克服环境,这才是个人做人处事、民族突破危机、前进集团收取最大成效之正确之道。[56]

  (三)掌握认识法则既利于看清侵略者本质也助于创建新的理想社会

  事物表面常变幻离奇,根底里却始终是一件东西,为此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的关系认识也是如此。如侵略国侵略方法很多,不同时候会用武力侵略、政治压迫、经济引诱、“亲善提携”等不同办法,这是其侵略的各种现象。然归根结底,侵略国是要通过牺牲被侵略国,替其本国资本主义制度打开出路,此为其侵略之本质。“七十二变”一节分析了现象和本质既有差异又有统一的关系,指出现象和本质虽有不同,但由于现象始终只是表现本质,故二者又是统一的。由于现象里包含着假象,如不看透其本质,就要受骗。看透本质可用如下办法:一是在现象中观察;二是将种种现象联系起来观察;三是依照反映本质的科学法则开展;四是依否定之否定律进行;五是注意质与本质之区分。本质并非一成不变,本质后面还有更深之本质。[57]

  内容与形式冲突的结果要求打破旧形式,为此要遵循事物运动变化的秩序法则,包括一般法则、特殊法则及因果法则,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及其危机的认识也是如此。“笑里藏刀”一节讨论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认为二者不能分开。形式由内容决定,如侵略者取绝对独占形式行动,是因经济与战争危机已紧迫到极点,使侵略者的野性在本质上达到几乎疯狂程度。形式本身也有相对独立作用,它既能帮助也能限制内容发展。正是因本质发展,而使内容和形式产生冲突,所以冲突结果则是要打破旧形式。“规规矩矩”一节则讨论了事物运动变化的状态和秩序即法则。指出法则绝非神灵之规矩,而是比现象更深刻且更正确之根本。法则并非永远不变,可分为一般法则和特殊法则,二者无法分开。如资本主义社会之经济会发生危机,这是资本主义一般法则。初期资本主义经济为自由竞争,后来资本主义走向独占阶段,此为两种特殊法则。不能看见独占的特殊法则,就忘记资本主义之一般法则,以为独占实现后不会有危机现象。这是不知一般法则和特殊法则分不开之故。至于因果法则,普通人只见片面原因和结果。其实结果对原因也有反作用,原因结果可互相转化。本质条件可作为因果基础,主动作用可称为原因,尤要注意的是内部必然原因。[58]

  事物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结合而成,二者相互渗透;真正的可能性是能转变成现实性者,实现可能性须打破阻碍及矛盾。“在劫者难逃”一节对必然性和偶然性作了辨析。艾思奇认为,相信人之一切均是被神灵注定之宿命论思想中,包含着“必然性”见解,但宿命论不可信。因必然性原因不能在事物以外之神灵中去寻找,而应在事物内部寻找,只有内部原因才能造成必然性。同时事物变化又不单只是内部原因,外部影响也不能忽视,尽管它不构成必然原因,只能算是偶然原因,只能构成偶然性。机械论者否认偶然性,认为凡有原因就非偶然,而事物都有原因,故均为必然。机械论者不知原因有偶然必然之别。观念论者不否认偶然性,且明白把偶然性和必然性分开,但其只见二者对立,未见两者统一。观念论者以为外来原因成就偶然,内部原因都是必然,其实偶然性不仅由外来原因造成,事物内部也有偶然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渗透。“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一节讨论了目的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及其关系。认为事物适合一定目的者叫目的性。目的性既不能否认,也不可夸大。夸大目的性会成为排斥因果法则之目的论世界观。自由是必然之认识,做事若能达到目的,就算是“自由”了。认识现实,就有达到目的之可能性。不过可能性和现实不是一回事,两者仍有对立。可能性不一定能成为现实性,要使其成为现实性,须打破阻碍及矛盾。[59]

  五、大众启蒙的杰出代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物质力量的聚合出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

  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哲学讲话》)主要回答青年学生关心之问题。青年学生不满于当时国家社会的种种状况,个人生活不尽如意,思想苦闷,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艾思奇的答复注重从国家民族的时代关切、读者思想和社会现实状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启发读者思考将个人处境改善与国家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结合的更加远大的问题,并以人们熟悉的生活话语和经典故事为引子,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地掺杂深刻的哲学道理。《大众哲学》由于号准时代脉搏,洞悉读者关切,针对性强,所以深受青年学生和大众欢迎,反响热烈。1936-1948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版本印行达33版之多,《大众哲学》改名再版后,还相继流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和根据地读者中,需求量大增,纷纷翻印,各解放区因而有很多翻印本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到1949年,《大众哲学》前后共出版过50多个版本,销售数十万册,这在新中国成立前之出版界实不多见。[60]

  如此盛举在艾思奇个人历史上并非特例。如其《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讲义》,1950年4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前后发行17版,累计印数达467000册。[61]同时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座,听讲者有50万人。[62]讲稿修改后,以《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为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共100多万册。艾思奇受命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为由新中国学者编写之第一本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20世纪60-80年代的大学生几乎无人未读,其“社会影响难以估量,它教育了几代人”[63]。故蔡尚思题词称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64],充分反映了艾思奇在将深奥哲学道理深入浅出表达方面确有其独到过人之处。

  (二)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主体之青年大众走上革命道路

  《大众哲学》最为人称道者,是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主体之一的广大青年大众走上革命之路。由于《大众哲学》把哲学从神秘玄妙殿堂引向实际生活,思想敏锐,面对现实,抨击时弊,引导人们探索真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而且文笔明快,趣味横生,因而广受欢迎,深深打动千百万年轻人之心,起到马克思主义启蒙的有效作用,使许多人抱着对该书的“良好忆念”走上革命道路。[65]法国哲学家比埃尔认为,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写的大部头著作中,以艾思奇的著作最受大学生们欢迎。[66]也有学者认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由于十分注意“把深刻的哲理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用群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语言表现出来”,贴近生活实际,而易于为大众了解接受。它激发了当时许多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而走上了革命道路。[67]

  (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领袖哲学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大众哲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还在于它对其革命领袖哲学思想形成的直接关联上。《大众哲学》作者艾思奇“作为被毛泽东视为可以交谈哲学、深入交换对各种问题看法的密友”[68],毛泽东对他曾作出这样的评价:“艾思奇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69]毛泽东认为,《大众哲学》虽然通俗,但有价值。这种价值应该不仅是学理上的,还兼有社会改造的运用价值。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对《大众哲学》爱不释手,反复阅读,且推荐给延安的干部和自己的孩子。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在西安的叶剑英等人,提出“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其标准是“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70]1941年毛托人给在苏联的两个孩子送去一批文史哲书籍,《大众哲学》也在其中。[71]延安时期毛泽东、艾思奇都参加了“新哲学会”和学哲学活动,在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哲学六人小组中,艾思奇是其中之一,且“发言较多”[72],相互间有过多次深层次交流和哲学探讨,这对于毛泽东此时的哲学思想构建无疑会有助益。

  关于《大众哲学》对毛泽东的影响,学界认为毛泽东哲学某些方面获益于艾思奇的哲学著作,从中吸取了不少有创见的思想,并将其融进自己的哲学。主要表现在:一是《大众哲学》对毛泽东《实践论》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特别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及实践三者逻辑关系以及认识论结构的新颖论述的影响。[73]不过,毛泽东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政治实践经验使其将实践的重要性阐发得更加淋漓尽致,并指出了认识的能动作用,对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作出了科学概括[74]和提升,而且对有关问题的讨论既吸收《大众哲学》的特色和新颖之处,又具有比《大众哲学》更有高度和更加深刻的特点。[75]二是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受到《大众哲学》中“三个定律仍是以矛盾统一律为最根本”[76]的论述的影响,以及《大众哲学》对《矛盾论》中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77]观点的启发。[78]对于《矛盾论》的完善以及矛盾运动过程论思想的充实,艾思奇所在的哲学六人小组的讨论亦有其功。[79]

  (四)冲破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思想防线

  《大众哲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一个非常重要之点是冲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思想防线。据说,蒋介石为此大骂国民党主管意识形态的陈立夫,说共产党能写出《大众哲学》,国民党党员就写不出。该死,白吃饭,不做事。[80]对此,曾任蒋介石高级顾问和幕僚的马壁也有提及,说蒋介石退到台湾后,不止一次提到《大众哲学》。蒋介石对下属说:“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81]“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马壁因此题诗一首:“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犹输仰令名。”并题注:“1949年蒋介石检讨战败原因,自认非输于中共之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1975年时蒋经国尚提到《大众哲学》思想之威力。”[82]《大众哲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冲击力于此可见一斑。

  《大众哲学》一书最后指出,“新社会虽然有可能性,但不是坐着等待就可以实现的。”[83]此言给全书起到画龙点睛作用。这说明《大众哲学》的写作,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多维宣讲,不仅要解除当时青年学生之思想苦闷,动员中国人民投身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还有启发民众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的立意。其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马克思主义“新唯物论”和“新哲学”启蒙,不仅深受青年读者喜爱而广为传播,而且对冲破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思想防线,对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为广大民众接纳和推动中国走上改造世界之新路,提供了引人瞩目的物质力量。

  注释

  [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2]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鉴:1983》,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8页。

  [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4] 《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5]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2-533页。

  [6] 邓小平:《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2-255页。

  [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8] 参见韩树英:《著名的革命哲学家艾思奇同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纪念艾思奇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15页。以下该书简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

  [9] 马清健:《艾思奇哲学工作的方向和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第73页。

  [10] 参见高士奇:《走哲学和科学的结合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第34页。

  [11]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编:《新编左联回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1228页。

  [12] 徐行:《评“国防文学”》,《礼拜六》1936年总第628期。

  [13] 《普罗毒的传布》,《新编左联回忆》,第1197页。原载《汗血月刊·刊前》,1933年10月15日。

  [14] 《文化剿匪》,《新编左联回忆》,第1201-1202页。原载《汗血月刊·刊前》,1934年1月15日。

  [15] 参见郑伯奇:《“左联”回忆片断》,《新编左联回忆》,第1055-1056页。

  [16]《鲁迅致信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同盟代表萧三》(1934年1月15日),《新编左联回忆》,第1202页。

  [17]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瞿秋白散文》,沈阳:沈阳出版社,2016年,第156页。

  [18] 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7卷,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99页。

  [19] 参见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46-59页。

  [20] 参见陈望道主编:《太白》创刊号,1934年9月20日。

  [21] 参见郑伯奇:《“左联”回忆片断》,《新编左联回忆》,第1055-1056页。

  [22]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5-448页。

  [23]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47-448页。

  [24] 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48-450页。

  [25]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50页。

  [26]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51-455页。

  [27]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55-458页。

  [28]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58-459页。

  [29]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58-462页。

  [30] 参见[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5、357页。

  [31] 参见[德]费希特:《全部知识学基础》,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页。

  [32]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63页。

  [33]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64-466页。

  [34]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66页。

  [35] 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1页。

  [36] 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496页。

  [37]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67页。

  [38]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68-477页。

  [39]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77-481页。

  [40]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82页。

  [41]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83-485页。

  [42]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85-490页。

  [43]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90-492页。

  [44]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93-495页。

  [45]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94-495页。

  [46]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495-500页。

  [47]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00-507页。

  [48]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07-509页。

  [49] 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0页。

  [50]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13-518页。

  [51]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18-524页。

  [52]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24-530页。

  [53] 参见东荪:《思想的论坛上几个时髦问题》(1934年),《新中华》第2卷第10期,第42页。

  [54]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30-537页。

  [55]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37-545页。

  [56]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45-552页。

  [57]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52-559页。

  [58]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59-573页。

  [59]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73-588页。

  [60] 参见王雪梅:《艾思奇哲学著作的出版及其影响》,《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8期。

  [61] 参见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4页。

  [62] 参见温济泽:《回忆艾思奇同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第27页。

  [63] 许全兴:《“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关于艾思奇<大众哲学>历史作用的回顾》,李金山主编:《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67页。

  [64] 参见王雪梅:《艾思奇哲学著作的出版及其影响》,《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8期。

  [65] 参见韩树英:《著名的革命哲学家艾思奇同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第17页。

  [66] 参见李金山:《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介绍外国学者的研究》,《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第385页。

  [67] 参见王雪梅:《艾思奇哲学著作的出版及其影响》,《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8期。

  [68] 余玮:《哲学奇才艾思奇》,《新西部》2012年第4期。

  [69] 参见马汉儒:《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

  [70] 毛泽东:《致叶剑英、刘鼎》,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71] 参见余玮:《哲学奇才艾思奇》,《新西部》2012年第4期。

  [72] 参见杨超:《不断学习,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第10页。

  [73] 参见许全兴:《浅谈<大众哲学>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第196-201页。

  [74] 参见倪艳:《论艾思奇思想的前后转变 (从上海至延安时期)》,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5月硕士学位论文,第41页。

  [75] 参见许全兴:《浅谈<大众哲学>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第196-201页。

  [76] 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30页。

  [77]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

  [78] 参见倪艳:《论艾思奇思想的前后转变 (从上海至延安时期)》,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第41-42页。

  [79] 参见杨超:《不断学习,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第11页。

  [80] 参见许涤新:《<大众哲学>的历史作用永垂不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第13页。

  [81] 参见刘萍:《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的消失》,台湾《传记文学》第72卷第2期。

  [82] 王丹一:《难忘的岁月——纪念艾思奇逝世三十周年》,莫文骅:《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4一125页。

  [83] 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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